中国教会是在苦难中成长的。无论是义和团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无不给中国教会带来深重的苦难。无数宣教士血洒中华；无数传道人为主殉道。但中国教会“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却不至死亡”。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中国教会由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刚强，冲破捆锁羁绊，越过死荫幽谷，显出了复活的生命，见证了福音的大能。
回顾二十世纪上帝在中国的伟大作为，能激励我们产生百倍的信心迎接新的挑战、开展各种事工。上个世纪的中国教会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宣教热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建立了无数的教会。新世纪里中国教会要做什么呢？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要任务是教会信仰需要坚固，教会素质急待提高。在固本强身的同时，推广工人的神学培训；发掘潜能，大力开展文字事工；有计划地进行城市的福音开拓，甚至利用现代传媒进行宣教等。在这许多的工作中，福音文字事工的紧迫性不容忽视。
近些年来，由于归信者的增多，越发显得牧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坚固信徒的最佳方法可能就是录音带和书籍了。正如有人所说：一个信徒拥有一位传道人是不可能的，一个信徒拥有一本书是有可能的；一个传道人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是不可能的，同样一本书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是有可能的；再好的讲道听过时间长了都会忘记，有一本真理教导的书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帮助……自古以来，解释圣经、阐明教义、对付异端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形成文字见诸报端。这也就是历代教会重视文字事工的原因所在。
我们奉为至宝的圣经，就是上帝所启示的最伟大的文字事工，若非上帝感动历代作者写下圣经，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标准和依据，圣经给整个人类带来的贡献和祝福是没法描述的；教会先贤中有的写下自己的读经亮光、事奉经历、牧会方法、灵修心得，有的著下教会历史、名人传记、神学论述、护教专文……如神学泰斗奥古斯丁，护教者游斯丁；如改教勇士马丁·路德，加尔文；如讲道王子司布真，解经王子坎伯·摩根；如来华宣教先驱马礼逊、米怜，等等。他们都留下方方面面的文字著作，成为宝贵的历史财富，为后世教会乃至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海外教会在文字事工上有辉煌的历史，近代以来更是群星璀璨，各放异彩。新教来华以后，在文字事工方面曾经盛极一时，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开初，西差会在华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圣经，如马礼逊和米怜合译的《圣天神书》，麦都斯、郭实腊等合译的《新遗诏书》等，另外1890年后各差会又出版了文理、浅文理、官话三种版本的圣经（如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广为流传，沿用至今）。在出版圣经的同时，各差会也印刷发行了多种书籍、杂志、报刊。如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普天颂赞》等，上海中国主日学合会出版的《主日学合会月刊》、《福幼报》、《青年友》等，上海广协书局出版的《差会指南》等，这众多的出版物在建立中国教会方面功不可没，对中国教会自己的文字事工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许多中国人就是参照了西差会出版的圣经，来翻译新约全书的。如朱宝惠、赛兆祥合译的《新约全书》（1929年），王宣忱译的《新约全书》（1933年），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1946年），等等。西差会在华出版物呈林立之势，不仅惠及中国教会，而且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报纸、杂志的快速发展。
中国教会在个人著作方面，也颇有成就，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到《王明道文库》（此名为后人所加），从贾玉铭的《圣经要义》到倪柝声的《属灵人》，从宋尚节的《日记》（现名为《灵历集光》）到张家坤的《活水》，都对中国教会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纵观教会历史，每个阶段都有人应时而起，穷毕生精力投入文字圣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默默无闻、无怨无悔，他们都尽了自己的本分；我们今天会不会以各种借口推脱文字事工的责任，只给后世教会留下一纸空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