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我从一位传道人那里有机会看到《生命季刊》。这是一本有属灵份量的杂志，我被里面的见证所感动。感动之余，我想将我的经历也讲述出来。这是尘封了几十年的记忆，这些记忆我本想只让上帝知道，不让人知道。但我又想，也许我的经历能感动一些人起来为主传福音。若是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露传道因信仰基督坐牢7年，劳改期22年，但我不灰心、不埋怨，在将近60岁时被放出来，至今仍传道不止。在30年的非人生活中我有失败有刚强，我看到了人心的诡诈，也看到了人性中的善良。回首走过的路上都满了脂油，我只能从心里对我的主发出赞美。
1921年我出生在中国西南部的一个传道人家庭，父亲是宣道会的一位普通传道。我从小信主，三岁就会背一些圣经金句，唱一些灵歌，在那个年代，我过早地领略了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艰难，我从小就帮助父亲做活，为了生计我学会了皮鞋生意，曾四处漂泊，到过四川、云南等地，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去教堂礼拜。我曾立志好好相信神，但不做传道人，因我深知父亲的劳碌。
1948年，我在春城昆明做生意，主日常去礼拜堂，牧师见我常去教堂，又是一个年轻人，便注意培养我。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我对服事主有了清楚的认识。一天晚上，牧师问我：“你是否愿意终生事主？”我在圣灵的感动下自愿回答：“愿意。”就这样我进入了内地会所办的一所圣经学校。在学校学习期间，我在圣经上加倍用功，以致我到现在还能一章一章地背圣经。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选择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传福音。
当时我跟从一位美国人类学者去了云南省的怒江地区，那是靠近缅甸的一个非常偏僻贫穷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是傈僳族。在那里我帮少数民族扫盲，教他们学汉语，宣扬耶稣基督。他们亲切地称我为露老师。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还存有戒心，几个月后我们的关系就变得非常融洽。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因他们文化水平低，当地人想办一所小学，但没有资金，又需要备案。于是约我与他们的代表一同去找县长。
当时的美国的传道人已经离开了中国，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怒江。我们跋山涉水来到县城，县长正在开会。我们在外边兴奋地交谈着，哪知我们的谈话惊动了屋子里开会的人，一位官员出来问是怎么回事。我们如实相告：“我是传道人，想帮他们建一所小学校，想来寻求县长的帮助。”傈僳族乡亲也帮我讲话。这时县长出来问我为什么与傈僳人这么亲热，我就如实相告。
当他得知我是传道人时，立即停止开会，将我喊进办公室，问道：“你是传教士？”我说：“是。”县长又问：“你想教小学？”我答：“是。”这时县长脸色大变，拍桌子道：“大胆！你是帝国主义的狗，天天跟在洋人的后边，办学是为了毒下一代，你是特务！”于是当场喊人将我抓了起来。
和我同来的傈僳族老乡怎么也想不通，与他们相处这么久的老师，一下子变成了特务。他们不相信，跪在地上求县长放了我。但县长不理，继续开他的会。
就这样，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被定为特务，然后押送到保山公安处。在押期间，公安人员都让我老实认罪，我说我没有什么的罪，我只是来怒江传教、教小学，也没做什么坏事。他们说：“你没罪恶，难道说是政府有错？”
当时哪个敢说政府有错误。在大刑之下，我无奈为自己编造了三大罪状：一是我说过共.产.党要杀基督徒；二是我说过斯大林搞独裁；三是我说过中国不够美国打（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他们还让我交出罪证：电台、手枪。我说这两样我都没有见过，我怎能么交出来。他们不信，一阵毒打后交给监狱。
这是我传道后说的最大的谎言。我为此很内疚，但我也想，如果我不说谎，我的后果会怎么样呢？这只是说明我的软弱，没有信心。在监狱的初期，我后悔做传道人了，甚至怨恨我的父亲了。要是他不信主，我也不会信主，我也不会做传道人，也不会有今天。现在想起那艰难痛苦的日子，仍是心有余悸。那时的软弱，现在想起来，羞愧难当，愧对主恩。
在监狱里要进行政治学习，我这样有文化的人，监狱长要对我进行洗脑，也就是用政治学习改造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审理股长祝某教我社会发展简史，要我承认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是从低级动物进化来的。如果说在公安局里我软弱的话，现在因着学发展史我的信心又坚定下来了。在课堂上大家都表了态，只有我没有表态。祝某要我表态，我站起来说：“我是母亲生的，人的祖宗是泥土造成的，造人的是神，人是神造成。你们承认你们是从低级动物进化来的，是你们的事；我不承认，这是我的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祝股长几乎跳了起来，大喊道：“花岗岩石脑子，死不开窍。我不相信专政治不了你，我要以造谣罪加你二年刑！”于是我又加了二年刑，然后被放在一个水银厂里劳改。在这个厂里，我一呆就是十年，后因水银资源已尽，又进入第二个水银厂劳改。在水银厂里我蒙主怜悯，带领几位犯人相信了耶稣。在水银厂里我们都蒙主的保守，没有落下职业病。
当时的水银厂是用土方法从矿藏中提取水银，水银剧毒，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当时一般人是不做这种工作的。这种工作只让犯人做，我亲眼看见一个个年轻的工人，头发牙齿慢慢脱落，最后死于水银中毒。我身材高大，监长让我挑矿石、木柴等。据说水银是为了给苏联造卫星，用量很大，我们需日日夜夜地干活。有许多人支持不住，倒在了地上，第二天便没了踪影，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恳切地求主保守我的命，主也听了我的求告。许多犯人便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功法，我便将上帝传给他们，他们便信了主。当时因水银毒性大，工头不多进入我们的车间，犯人比较自由。我们在那里祷告唱诗。就连工头也说：“露某，你真是邪门，别人一批批地换掉，就是你好，不用换，你是铁骨，老不死的！”
我听到这句话，真是满心感谢主。在水银厂工作的这么多年，主保守我，没有被伤了手脚，也没有中毒。
1964年，水银用量过少，有一些刑满的人或身体弱的人就被释放了。而我是政治犯，还不能放人，又把我转到另一个农场，继续种甘蔗，直到农场解散，我才得自由。种甘蔗的这十年比在水银厂容易得多。因农场地广人稀，在田野里我可以放声高歌，大声祷告，夜晚的涛声可以掩盖一切。但是毕竟是劳改场，还是比较严格，我不能出铁丝网的范围。
这三个地方将近三十年，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想起，也是感谢主，若是在文革被放出来，我的遭遇可能更惨，是神将我放在这个特殊的保险柜子里保守了我的命。
农场解散了，我拿着近三十年才得来的解散费20元钱，左右为难，不知往何处去。我不能与家人联系，怕连累他们。虽是为难，我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得自由了。
后来在当地人的介绍下，我与一个寡妇结了婚，共同生活到1982年。在云南的偏僻农村消息闭塞，我终日面对黄土背朝天地做农活，为我的妻子抚养小孩。但我没忘记我是奉献给主的人，虽然我不知如何行，这时主已经开始带领我。
有一次我去镇上买东西，在路边见到一张旧报纸，我顺手捡起来。我已很久没有看到报纸了，上边的一则新闻让我兴奋不已，那上面刊有某地恢复教堂的消息，我的眼前一亮，知政策有好转，赶忙回到家，与家人联系，不久便回到家乡。
在家乡的车站，有一位穿制服的人很有礼貌地要求我给他看一下我的车票是否与他的一样，我没有防备地给了他，哪知他得了票便跑，原来他是一个逃票者。我的好心再一次被人利用，我只好在月台上祷告，因我出不了车站。祷告完毕，有一辆邮车开来，我赶忙问他们是否认识某某人，工人说那是他们的领导，于是我坐他们的车子出了车站。通过这件事，我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句经上的话了。也更感受到拯救灵魂的重要了。
现在，我已经进入晚年了，但我身体健康，经检测我无任何疾病，这是主的恩。我仍然做工不辍，一个礼拜讲四次道，别人都劝我要多休息。但我要补一补失去的时间，一息尚存就不言下讲台。
近80年来，我的经历太多太多，我心里的伤痛只有神给抹平。至今，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也不在乎平不平反，平反怎么样？不平反又怎么样？主是鉴察人心的主，我求主赐我公义的冠冕。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