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江苏常州，从小在基督教学校读书，11岁信主。信主后生命完全改变。因为我想到神的恩典，就爱神，要回报神、荣耀神。每天早上，我都要灵修、祷告，求神引导一天的工作。这样，靠着神的力量，凡事都能行。1936年我19岁，日本入侵上海，我从上海流亡到西南，一路上历尽艰辛。在艰难危险中，我经历到神的保守、看顾和恩典，使我更加感恩。有一次要过黄浦江，我的箱子已经上了汽车，而人却因有事迟到了，没有上车。一个小时后，日本飞机轰炸黄浦江渡口，等我赶到江边时，我发现那辆汽车被炸，我看见我的箱子就漂在黄浦江上。逃到青浦时，我迷了路，天黑了，也不敢敲老乡的门，只好在一间小草棚中过夜。夜里非常冷，我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不要让我在这么冷的天气冻病了。然后就睡了。一夜睡得很暖和，早上醒来，才发现原来一只大黄狗睡在我身边，使我不致受冷。后来过太湖时，看到土匪杀死了许多人，湖中漂着很多尸体，但神保守我，平安渡过太湖。到南京后，神又非常奇妙地带领我在南京大屠杀前十天乘船去了汉口。流亡道路上，我实在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
1938年，我到了重庆。在那里我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不知该如何谋生。但感谢神，我在一个进口商的公司找到工作。半年后，老板回香港，公司关门，我就自己接下去，一个人继续作“开元公司”。感谢神的保守，我的生意作的很成功，由一个人变成了六个人。后来开了一个“江南肥皂厂”，即现在的重庆肥皂厂；当时只有五、六个工人，现在已经是一千人的工厂了。
神这样祝福我，我就想：我应该怎样报答神呢？1941年，我看到当时的重庆教会甚是荒凉，全城只有六家教会，一个教会只有十几个人来聚会，最大的教会是戴家巷教会，也才只有五六十人。我心中很有负担，只盼望神的教会复兴。我就参与事奉，出去布道。布道我的语言不通，因我讲上海话，不会讲重庆话。后来我就和一位四川的高弟兄一起，组成了两个人的布道团。我买了一个鼓，每次出去布道时，我就带着这只鼓和一只板凳，先打鼓唱歌：“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就来信耶稣！”然后，站在凳子上作见证，讲神怎样改变我，怎样带领我来到这里，然后那位弟兄就讲道。我们每周两次出去布道，每一次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听福音；最多的一次在公园里布道，有三百多人来听。不到六个月，参加布道团的人就增加到了十几位。我们就正式成立了“重庆基督徒布道团”，每周三、周六去公园、街头布道，后来也在教会里开布道会。后来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Stephen Knight也加入我们的布道团，他是第一年来中国，只会讲几句中国话。他站在板凳上讲：“你信耶稣、我信耶稣，大家都来信耶稣；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他只会反复讲这几句话。后来又有两位姊妹章尚文、李文锦加入我们的布道团，她们在布道前先唱诗，吸引了许多人来听。章尚文姊妹是上海伯特利护士学校毕业的，后来就成为我的太太。布道团的事工很受神的祝福，重庆教会就开始了复兴。
1941年，有人从成都来告诉我们说，贾玉铭牧师在成都乡下办灵修院，当时天旱不下雨，当地的农民封建迷信，不认识耶稣，就认为是因为贾玉铭牧师在那里办基督教的灵修院而得罪了菩萨，因而天不下雨。他们就请贾牧师把灵修院搬走。贾牧师当然不愿意搬走，所以当地农民就恼怒贾牧师，他们竟然把贾牧师抓起来，扔到粪坑里。成都的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问我们是否可帮忙，把灵修院搬到重庆来。
布道团的弟兄姊妹很热心，经过祷告，就为灵修院找地方。后来在南山顶找到求精中学宿舍，可住三、四十人，风景也很好。贾牧师的灵修院就从成都搬到了重庆。贾牧师来了后，我们在公园路23号开了基督徒聚会处，每主日约有40至60人参加，由贾牧师讲道。许多高级政府官员也来听道，星期三在我家的祷告会也有许多将官参加，很是复兴。有一次是圣诞节，我们在一起聚会唱诗，一直到夜里很晚了还未结束，好几个警察就敲门进来干涉，说，这么晚了你们还在这里搞什么。结果一位少将就出去开门，警察一看，里面都是将官，就不敢再讲什么了。这位少将就告诉这些警察：今天是圣诞节，我们要庆祝耶稣的诞生。结果那些警察就走了。
由于我事奉很热心，当时内地会的宣教士、布道团的同工及贾玉铭牧师都就劝我去美国读神学院，装备自己，回来后再为中国教会所用。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因为我当时生意作得很好，又开着肥皂厂；另一方面，我的英文不好，我也有顾虑。但我爱神，便祷告说：神，我愿意顺服你，只要你开路，我就往前走。1944年，内地会的Dr.Hougton给慕迪圣经学院发了电报，告知一中国基督徒要去学习，慕迪院长Hougton（二人同姓）立刻回电表示欢迎；我也顺利拿到了护照，换到了外汇，便丢下了当时的生意、肥皂厂、房子及别的产业，带着太太和7个月的长子彼得，绕道印度，乘船至澳大利亚，然后至加州，于1944年7月4日（正是美国国庆节）抵美。
1948年，在慕迪圣经学院学习了四年后，我本来准备代表慕迪回中国服事。慕迪有一个项目叫“电化布道”，我们准备带着汽车、发电机等电化器、及两吨专为印福音单张的纸回中国，运用这些设备传福音。当时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但突然收到一些信息，说中国政治局势将在六个月内改变，如果我们继续这个计划，所有这些设备将都会被政府拿去。所以，这个项目就取消了。这样，我就在美国留了下来，一边经商，一边开始了在北美华人教会的事奉。
回想半个世纪前重庆教会的复兴，我看到是一群爱主的平信徒被主爱激励，积极参与神国的事工，热心服事，教会才有了复兴。盼望今天的平信徒也再次起来，热心传福音，热心服事，兴旺主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