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得了家乡，见不了爹娘
我生于上海，家庭温暖。从小乖巧，品学兼优，童年时的我是幸福的。一九六二年初中毕业，当时政府号召有志青年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于是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远赴大西北。从上海乘三天四夜火车，出发至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路颠簸，经过甘肃嘉裕关，人唱道嘉裕关是：“过了嘉裕关，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回了家乡，见不了爹娘…”新疆分南北疆，北疆地处平原，水路交通方便，沿线又有铁路，生活比南疆好。我被分派到南疆最边缘的喀什区，到了乌鲁木齐还要继续翻过天山，再坐七天卡车，沿路经过历史故事中的女儿国库车，西游记唐僧取经的三岔口，才抵达该区最贫困的巴楚县。
到了巴楚，天是灰的，满地尘土，空气污浊，不见楼不见房，只有用土块垒起的土房子。这里终年不下雨，无人行走的土地，不是龟裂，就是虚松的干土，一脚踩下尘土飞扬，有如腾云驾雾。地处高海拔，属流沙土质，气候多变，没有水源，只有靠着冬天的溶雪，有时溶雪太多又造成涝灾，太少又造成旱灾。挖地至二十米仍不见水，偶然冒出水来，盛上几杯子，流沙又淹没了，严重缺水，生活非常艰苦。街上常见着人担着两个空桶找水，每天计划着用，早上用一碗水洗脸，留着一天洗手，到了晚上可以洗脚。洗米水沉淀后洗菜，洗菜沉淀后洗碗洗锅，最后用来喂鸡。那里人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一次，到死再一次，衣服一般是不洗的（即使后来水源改善了，他们也难得洗，或用污水揉几下便算洗过了）。许多人身上穿的衣服油光透亮，可以当镜子用；冬天的棉衣太脏，到下大雪时，埋在雪里再揉揉晾干便是。
政府投资努力挖井，打了四十多口，经化验水质后只剩三口井可用。但只供本单位使用，去迟了水被用掉，水位就降到无水，往往供应不足，因此平时加盖上锁，并有警卫把守，还不到井边，警卫就来赶你了。即使喝了这得来不易的水，也很容易泻肚子，手上皮肤出现裂口，白色的衣服洗后逐渐变成黄色，湿衣服干后变成硬棒，要细细搓揉才可以穿。水又苦又咸，因此流传着肿瘤、上吐下泻等等疾病。
生活艰苦，心灵更苦
生活艰苦，心灵更苦；六十年代的国内，没有人权，也失去说话的自由。我天天提心吊胆，拼命工作，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不服从即受罚，先后做过打字员、秘书、话务员、报务员、线务员、配电工、库房保管员等等。当话务员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林彪要“全民皆兵”，他们抓些活教材，选中了我，说我从上海去，本有骄气，怕苦不能适应；后来通过民兵训练，变为刻苦。其实，真正的我始终如一，只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不认同。我曾上过电台被表扬，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学习雷锋标兵。
有一年新疆雪崩，跟着发大水，公安大队队长抢救落水的儿童而牺牲性命。追悼会上，同坐的几个女孩都为这英雄事件流泪哭泣。第二天领导竟指控我没有阶级感情，批斗我思想反动，把我从邮局下放到工厂。天一亮四时多就要出去，到十二时才有半小时吃饭。被批斗时，天天找我谈，逼我表态，又把我婚姻分配给宣传部长。我拒绝后，马上开大会，将我以前的“功劳”全抹掉，说我没资格当积极份子。之后一次又一次在大会、小会说我怎么坏。那时候我已麻木。在那地方根本没自由，除非你什么都依从；一旦有个人意见，就是不服从分配，被批斗。多次受压制，不能入团、入党，意味着政治没有生命。不能转正工资，拿了八年的试用期工资，我就是不屈服，很多人说我厉害，铁嘴巴不饶人。其实我已看清楚情势，我没办法改变它，这环境也改变不了我；无论怎样批斗坐牢，也无所谓。我们这批知青有些上吊自杀、喝农药，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很多人劝我，如果还不结婚，逼迫就没完没了；于是一九六八年我找个人草草结婚，没经过什么交往了解，对方的脾气、个性怎样？一概不知，反正为了安定下来。之后又为了两个孩子只得在那边磨熬。
武斗中逃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我被下放到发电厂，先后当会计、值班员、库房保管员等。一天，我当值发动机器，突然，听到“啪嚓，啪嚓”的声音，起初怀疑机器发动得不好，就把油量降至最低，但仍有这种声音。我想，是不是机器出了问题，跑去一看，没冒火花，也没异样。一抬头，看见办公室里的人打着手势叫我过去，于是连忙把机器整个油门降下来。这时才知道声音来自厂外，又见他们跑到办公室里把钱财、支票、公章等收拾好，急忙各自逃命。原来派系斗争竟发展为武斗，动起枪炮来了！
爸爸一九五六年已到新疆，是个积极份子，带着木材公司八十多人到那边建设。后来生病，差不多残废，我到那边也是为了有个照应。那天，我去看爸爸，他很害怕，叫我马上离开。我舍不得他，爸爸说，如果我不离开，他会担心而死。看见爸爸一把年纪为我发愁，就答允了。但那时候出去，会被乱枪打死，或被抓住，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爸爸好友孙大爷的女儿跟我很要好，他要把儿子、女儿及侄儿送离是非险地，约好那天傍晚与我一同逃命。爸爸替我做了些干饼，我找了几件衣服，下午太阳快下山了，我用两个空水桶挑着东西，戴上草帽，穿着破衣服就出去了。穿过马路，到运输站把桶丢到井台上，从后门跑出去。他们已在等我。我们偷偷摸摸的向前走，戈壁滩上堆满沙包，松松的，一走一个洞，走得很累。不到半个小时，后面有人追上来，拿着棒和刀围着我们打，要搜身，把全部东西拿走，还要把我们带走。孙大爷跪下讨饶，说：“把两个男孩带走，我也跟你们去，请把两个女孩留下。”可是对方怎也不许，最后，大爷把自己抽的烟钱全送出去，他们就把男的带走了。
我跟着大爷和他女儿走走停停，后来恰巧去南疆军区的军车经过，把我们送到了喀什，我一病就是半个月，医生说我得了副伤寒。养好病，我再回去，幸亏爸爸没什么事。那次从新疆转院的十四人，先后都在各地病死，我是九死一生，见到的人都惊奇，问我是人还是鬼？
当时两派在争，我不想参加，避开这形势；但还是被卷进去。以前我是急先锋，是积极份子，跟着形势走；受了那么多折磨后，很想安份守己，不再冲上前去。想来想去，不参加是不可能的，还是保险一点，于是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去一些地方演出。排练、演出都是工作，有薪水，还有出差费，条件很好。透过去各农场演出，看到当时很多知青的遭遇，与他们相比，我已是在天上了；于是告诉自己，要知足，不要再反抗了。我被他们麻痹了！认命吧！
带着恶疾出南疆
生活上需要水，心灵也需活水滋润。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我感到胸痛，看了很多不同科的医生，查不出是什么病？我想，也许自己一直生气，气出来的。一九七四年冬天开始吐血，左胸照片后，发现有个恶性肿瘤，肯定我活不成。在这情况下，我只想回家看看妈妈和孩子。从新疆要转回到上海本不可能，只能转到其他地区。按一般手续，需时几个月；但很奇妙，发现肿瘤时，新疆刚好翻浆，汽车在公路不能走。一九六七年我收养的孤儿（当时甘肃很多饥民逃来新疆，这孩子失去了父母）已长大，驾驶拖拉机把我送到三岔口，由兵站的车子把我送到阿克苏地区，再乘飞机到乌鲁木齐住院检查。文化大革命时，乌鲁木齐有位姓刘医生，被打为“反革命”，到我们县上劳改。一次，他对我说很想跟乌鲁木齐的亲人联络，那时我任接线员，就冒险替他接通电话，跟他的女朋友联络上。不久，他跟女朋友在监牢里结婚，很感人！之后，妻子为他上诉平反，后回到乌鲁木齐一个工人疗养院当队长。他走的时候对我说：“什么时候你需要帮忙，我一定义不容辞。”我没想过会需要找他，但那时候病得厉害，到了乌鲁木齐，实在没办法，就找他替我办妥手续，送我回上海。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有上帝冥冥中的引领。
起初，医生说我开刀也没用；住院后，才慢慢决定替我开刀。开刀后，医生说，肿瘤已完全溃烂，在胸腔散开，是癌症。当时我才29岁，医生怜我年轻，做了大面积切除，把左肺上半页拿掉，心脏附近受影响的部位也拿掉，去掉两根左肋骨，用不锈钢支撑左胸。当时整个病房的医生和护士都喊可惜，因为医生认为“顶多活上五十天。”那时，我没信仰，也不知上帝在哪里？但我说：“老天爷呀，我不能死的，两个孩子那么小，我死了怎办？难道还要妈妈照顾我吗？老天爷，如果你灵的话，就让我活到五十岁，到时我孩子大了，妈妈也老了，孩子也可以照顾婆婆一段日子。”怎也想不到，我现在快六十岁了，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在过去的经历中，我知道没办法求人，就求老天爷，就这样喊呀喊的。后来妈妈说：“你喊的老天爷，就是上帝。上帝已听到，把你救出来！”在我还未认识祂时，祂就看到了我，怜悯了我。手术后，不能再回去新疆，现在才体会到是上帝把我带出新疆的。
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来美国本为了治病，妈妈把我留下，给我换身份。孩子都在大陆，我内心七上八落，很不安定。后来有机会进成人学校，我在中国只读过俄文，在美国要用英文，很多资料看不懂，就在家里拼命看，拼命背。学校有个台湾来的男孩子，介绍我到教会，几经蹉跎我终于去了教会。有一次由香港来的邱清瀚牧师分享，讲到他们家三代四十多人都是基督徒，从他妈妈开始，如何在艰难环境中仍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听后叫我很感动，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但心中又不服气，会不会是他编出来的？结束时，我找邱牧师问了很多疑问，他都对答如流，说出我所需要的答案。在回家路上，我想：如果神真是又活又真、实实在在的神，他们邱家在美国有人的话，就让我跟他们任何一人见面，我就服气了。这想法当时没跟人讲。
过了一段时间，宋姐姐介绍我去陪伴一位邱老太。这位邱妈妈人真好，很多东西都为我准备好，反不是我照顾她，是她照顾我。我心想，这个家庭很不错！那天下午，我跟邱妈妈聊起来，她向我介绍她们家的情况，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其中一人很面熟，不就是邱清瀚牧师吗？她告诉我，那是她儿子，在香港当牧师。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想碰见的人就在眼前，这个神是真的！从此，我常去教会，积极参加查经等活动，一九九三年圣诞节我受洗了。
洗礼后，也有一段时间觉得很苦闷。经常心脏病发作，医生怀疑是血管堵塞，身心灵都好像没什么长进。之后到一个佛教家庭打工。有一个晚上很不舒服，怎也睡不着，心里很害怕：如果我血管堵塞，就完了。本来我不看电视的，忽然打开电视，看见一位牧师在讲自己的经历，他也是血管堵塞，于是继续看下去，他说：“每天九点以后，我的心就平静了。后来才知道，每天这个时候教会会友集体为我祷告。”正在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邱清萍姐妹（邱妈妈的女儿）。我把这事告诉她，请她为我祷告。结果，我没开刀，血管好了，原来教会也集体为我祷告。之后，邱姐妹有空就来陪我，带我去医院，为我翻译。因我没保险，罗裕康医生不收分文，实在是天父的恩典！此外，无论是生活上的困难、病痛或孩子们的问题，邱姐妹都帮助我。她真是神差来的天使！
不再怨天抢地
读书时，我很聪明、优秀，到了新疆竟碰上这许多遭遇，使我心生不平！恨透这世界、这社会，甚至周遭一切！刚受洗时，认为这只是个形式，仍是怨天怨地。清萍姐妹提醒我要天天祈祷，把忧愁说出来，那怕大哭一场也是好的。我真的大哭一场，她说：“从现在开始，什么都要交托，你愿不愿意？”我说愿意。奇怪，祷告以后，浑身轻松，就像换了一个人！有时候，我会祷告到一半，感到眼前发亮。我没学历，没工作，也没好家境，什么都没有；但我得着了上帝，现在不再为明天忧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告诉在大陆的姐姐，我已跟上帝交通了，祂带领我向前走。她很羡慕我呢！
去新疆前，我特意将一尊观音菩萨搬去。不能放出来，就在墙上挖个洞，放在里面，用布遮着，外面挂上衣服。夜深人静时，就掀开布盖头烧香，很认真的。后来女儿也跟我一样拜观音。我曾买了三个玉观音，儿子一个，女儿一个，自己一个。信耶稣后，我写信叫女儿将观音扔掉，她很乖，从此不再拜了。以前，我总觉得躺下来做梦也在发愁、担忧，在新疆政治运动不断，每晚都盘算着：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用什么方法应付？怎样保护自己不致受伤害？当时患上忧郁症，一天只能睡一个多小时，外面有人走过、讲话，我都知道，根本无法休息。一天到晚头昏脑胀，浑身是病。信耶稣后，学习交托，这些感觉就渐渐消除。现在一躺下就可以安心睡觉，痛苦的往事逐渐淡忘。
过去我的双腿一直发软，上楼梯也要抓着扶手爬上去。感谢天父，教会有位弟兄一分钱不收，天天给我推拿，现在两条腿已忘掉什么叫做痛了。毕竟人是有软弱的，有时也会感到压力太大，过去的经历又悄悄爬上心头，于是马上祷告。若祷告不下去，就对上帝说：“现在我又感到很无奈了；但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一定要抓住神！神呀，神听到我有声无声的祷告，请带领我！”祷告后，整个人就安定下来了。
初来美时，我没什么要求；当时全身是病，右眼曾经失明，很奇妙，没经医治，慢慢能看见了。以前我经常心胸痛，厉害时，女儿要开车送我去医院，又请教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偶有点不舒服，但几分钟就过去了，可以忍受的。现在只是血压高，其他病好像都痊愈了，真感谢主！
结语
一九九四年女儿来美，星期六下飞机，翌日我就带她去教会。之后，清萍姐妹跟她讲福音，半年后她就受洗。今天她在教会有很多事奉，诗班、给孩子讲圣经故事等，长进得很快。妈妈年轻时曾去教会，参加诗班，还演过圣母马利亚。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在青岛、烟台做生意，参加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赚到钱就捐到教会，帮助老弱孤寡，获赠证章，妈妈一直保管着；但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证据，说爸爸参加教会是反动，把证章拿走，爸爸被批斗，妈从此就很害怕“教会”二字。我开始去教会时，妈妈也很生气，说：“你要去的话，就不要回来！”后来妈妈蒙上帝厚恩，也信了耶稣。现在妈妈、我，与女儿，祖孙三代，都在教会诗班中一同歌唱赞美上帝。实在是上帝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