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古代大教育家。论语有一段简洁生动的文字，叙述他对其弟子颜回的评价：“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对孔子之言，默而识之，无所怪问，好像极愚戆。然私下察看他与人说释道义，却闻一知十，故孔子认为颜回是真正不愚的。
这里论的是人间学问与治学问题，然其“不违”与“发”的辩证关系，仍有可取之处。对何谓“智”与“愚”，圣经与世俗在某种意义上有绝然相反的界定：
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林前三：18）
对圣经真理，我们应作不违的“愚者”；对神的“纯正话语”，必须“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提后一：13-14）。我们只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二：15），“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申四：2）
可是，当前在传扬福音和圣经研究中，出现了像欣赏文学作品一样的情况，作“诗无达诂”，有“诗人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任意发挥想象：有人竟谓从老子的道德经，发现当中所述的“圣人”很像耶稣；也有说老子的“道”与圣经的“道”相通；推而广之，甚至谓发现在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很多地方像圣经里的祷告词。故他们的结论是，中国人要信上帝，只需回归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道统”中去（这个提法又有点像唐朝古文家韩愈倡导之“道统”论）。
可见离开了圣经真理，就会陷于这种天马行空式的联想，附会穿凿，变成了真正的愚者：“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一：22）其实圣经的教导，叫我们不可作如是之想，以为可从中国古人的“道统”中寻得救恩。
因为，神将其救赎大计晓谕世人，是从拣选以色列民族为选民开始的。这个事实不容改变。希伯来书说：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来一：1-2）
神在古时晓谕以色列民族之列祖，在末世借着基督晓谕当时的犹太人和教会，然后才透过教会将救恩传给各族各方的人。诚然，福音是属于全人类的，然究其起源，则正如主耶稣所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四：22）圣经又指出：
祂〔神〕将祂的道指示雅各，将祂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祂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祂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一四七：19-20）
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民族，无论其历史多么悠久，古代文化多么光辉灿烂，福音对他们来说，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也没有想过的真理奥秘。如果片面理解神不偏待人，就主观武断地臆测神早已对中华民族的先祖启示了福音真理，那么所有文明古国，如印度可以从公元前二千年吠陀时代的宗教诗和圣颂，希腊可以从远古时他们祖先相信的人类之父天神宙斯及其古典哲学中，寻找出蛛丝马迹，从而推断上帝也不偏待他们，早就向其先祖默示了福音真理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圣经告诉我们：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四：12）
神何以在福音的启示上先是以色列后外邦？“深知基督的奥秘”（弗三：4）的保罗，在其罗马书第十一章，指出这原来是神拯救世人的战略部署：犹太人先得而后失；犹太人所失为外邦人所得；外邦人所得将必激起犹太人发愤而重新被收纳。这看似迂回曲折，实则相反相成，“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拯救普世的罪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公义不偏待人！所以，保罗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祂的谋士呢？”（罗一一：32-34）如果我们坚持福音一开始便向各民族并行启示的，那岂不是无视神的战略部署，成了自作聪明“谋士”吗？
老子的道德经，说的是“人道”，不是“神道”，我们千万别把它与圣经相提并论，甚至掺杂入圣经真理里。主耶稣教导我们：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九：17）
喜看今日，福音的春风化雨，吹向神州大地。让我们紧记主的教导：“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九：62）我们再不能重犯前人喜欢托古的错误，蒙受损失以至失败；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愿我们一齐仰望依靠主，手扶福音的犁，眼睛朝前看，努力开垦中国广袤的福音禾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