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生？在我上高中、上大学，以及踏出社会工作之初，这两个字似乎有种魔力，吸引着我不懈奋斗，总想从价值观的角度去兑现它的美好意义。等到长大成熟，特别被社会磨练若干年以后，对它就开始有了另一种诠释。人生，说穿了不外是诞生和死亡两点之间 的一根线段。线有多长，因人而异。生离死有多远，谁也不敢夸口。
我生于一九六二年，是中国从天灾人祸的苦难中开始喘息的年份。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六六年又开始十年文化大革命。死亡成了其间司空见惯的现象，除了正常过世，还有非正常死亡。仅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在一九六Ｏ至六二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是一千八百万。当然，国学者对这个数字的分析和估计，更是令人咋舌。
我小时候，家住在乡下，离“人民公社”所在的集市有五华里之远。隔三差五总要去赶集。如果随父亲或爷爷去集市，走在蜿蜒三十分钟的乡村小路上，他们有时会唠叨着那许多饥饿和死亡的故事。大跃进年代吃的是“大食堂”，不是一家一户开小灶。同吃同劳动，似乎开始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生活，可是免费同吃，让人惯于浪费；集体劳动，又让人习于偷懒。全国都来炼钢炼铁，全社会都来捕捉吃虫子也吃稻谷的麻雀，结果遇到铺天盖地的虫灾。饥饿成了人们荒唐的代价，死亡又成了极度饥饿的结局。饿得人什么都吃，头昏眼花不说，扶墙行走都寸步难行。在床上躺着躺着就一梦不醒，顺墙走着走着就一跤不起。饿久的人突然得到粗粮，又难控制，一胀呜呼。家里门外，常见尸骨。人人自身难保，即便看见死去的是亲人，也无力收葬。爷爷和父亲不断说着一些我没见过的七大姑八大爷的例子，那口气总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虽然可怜又可怕，但我听起来却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不过，这些重复的故事，让我更懂得珍惜食物和明白生命的脆弱。一个再怎么活蹦乱跳的人、一个再骄傲自大的人，只要不让他吃，他就不能久活。
那个时候，我对死了解不多。倒是有一种死，让我和我同龄的人很崇拜，那就是英雄的死。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正处在宣传英雄主义的时代，英雄都被突显出“高、大、全”完美形象，英雄的死总是强烈地震撼着人。那时，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拿着假木头枪冲呀杀呀，然后装成倒地阵亡。最喜欢看的电影和小人书，如《上甘岭》《英雄儿女》《闪闪红星》《琅牙山五壮士》《红岩》等，百看不厌。学校和教科书也号召学习雷锋、王杰、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等一批英雄榜样。从英雄那里我们背会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很多名言。百分之百地觉得他们真是像毛*东给刘胡兰题辞的那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死似乎被罩上了美丽的金环。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情感中现实成份便自然增多。每当村里死人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悲痛欲绝的场面。按当地习惯，家人将死去的亲人直挺挺地放在一扇门板上，向络绎不绝来问候的乡邻们哭诉着死者过去一系列可敬可怜的事。有的死者，甚至是死前的头一天，我还见过他在村头的池塘边担水，或是见面时笑嘻嘻地喊过我的乳名。一夜间，他再不开口了。只有活够八十岁的死者，家属才不会死去活来的哭丧；乡邻们在送一份安慰的礼金后，便以大吃大喝来庆祝这“寿星”的寿终正寝。那时，还没算成人的我，除了难过，还有找不到答案的感叹：人为什么会死？死后又到哪里？大人们有的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有的说，人死去阴间，要过阎王桥；有的说，人死多年又重新投胎，看今生是否行善积德，善者再生为人，恶者却成猪狗之类。我那时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但却明白了“光荣”只是死的一种方式，生命最终都是一样的结局。
我的亲人第一个死去的是奶奶。她是我家乡远近名的“接生婆”。我小时候常跟在她“三寸金莲”的小脚后面，走过多少村村相隔、低洼不平的田埂，到新生儿家吃三个水煮的红糖鸡蛋，又在新生儿九天洗澡的盆里摸到几个硬币。在那个年代，这就算是一种“奢侈”。家里一来人，奶奶就向人夸不完我这个长孙。父母一打我骂我，她总会过来“调解”。上高中那年，她因高血压一跤跌倒，卧床不起，不久便离开我们。家里人也是哭得嗓音嘶哑、精疲力竭。当长长的队伍将棺材抬着绕村一圈，然后将棺木和奶奶一起埋入黄土后，我似乎成熟了很多。当她坟垠上的杂草茂盛起来时，我对死亡现象多少也有些冷漠了。我知道那是每个人的必然命运，无法思考，也不需要去思考。
大学毕业三年后，我被调到市长身边当秘书。不多日，我爷爷成了我第二个死去的亲人。父亲怕影响我的工作和前途，葬礼前没有通知在外地的我。事后，我虽然也埋怨过父亲，但还能理解他。我也没有过多的伤心，因为人到八十，也算是一个别无选择中的好结局了。
后来，我到省政府工作，接触的死亡信息越来越多。按规定，一次性非正常死亡三人以上的事件，便属于重大事故，需立即报告省政府。这种事，从全省来说，基本上是每周都有，甚至是一天几次。那时，我们要轮流值夜班和周末班，处理重要事项，特别是一些紧急事件。从死亡事件看，发生最多的是交通事故，每当春节临近，外出打工的人都在那个时候往家赶，车子常超载，路途又遥远，如遇雨雪，多有车祸，死伤惨重。即使是事发外省，也要通知本省相关部门赶去救助处理。另一类死亡事故就是煤矿瓦斯爆炸。我所工作的省份是全国产煤大省，国有大煤矿和私人小煤窑到处都有，瓦斯爆炸和煤窑倒塌防不胜防，一遇此事，各级领导就会立即赶往现场。有时尸体会整齐地排上几排，盖上白布，惨不忍睹。那时你就会想到，生命是如此脆弱。我们以前常挂在嘴边的口号“要做生命的主人”，事实上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空话。
再后来，我来到了美国。美国的车祸相当频繁，而新闻又没有中国报刊媒体的选择导向，每个人的生与死，当地的报纸都会有一条消息。所以车祸死人的新闻已不是新闻。如果是我们熟悉的人也只会震惊不多日，就会被另一个死亡事件所冲淡。我们还有另一个新闻渠道，就是国际长途。父母时常也会告诉我一些类似的不幸，某某远门亲戚前几天刚死，或是小时候住过的村里某某某也过世了。因为父母搬离那个村已很久，所以我长久没见过那些长辈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只要我问到他们，父母就会告诉我一串死者的名单。电话的两边都是叹息。
其实，死离生一点都不远，就像是小时候“躲迷藏”一样，藏在某个角落的伙伴会突然跳到你面前。“死”成了所有语种的辞典中最最沉重，也是人类语言交流中最最忌讳的一个字。它是人类任何探索、抗争、挑战都无法改写的命运，是人生大限的悲叹，是生命自身无法穿越的黑暗。即使是能医万病的华佗，自己也一样作古。任何权力、多少金钱都不能让人找到灵丹妙药而长生不老、万寿无疆。
“死”到底是什么，“死”从何来，“死”往何去。二ＯＯＯ年来美国探亲，抱着“闲着也是闲着”的心态走进我在国内一直否定的教会，才意外地渐渐从《圣经》中明白了“生”与“死”的真相。原来任何人都不是生与死的主人，这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上帝，才是人生冥冥中的主宰。上帝用祂启示的《圣经》告诉我们：“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耶利米书十八6）“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四14）“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诗篇一Ｏ三15至16）要“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十一13）圣经中这样的教训还有很多。
“死”，曾经不是与生俱来，人本可以不死。上帝创造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得到应有尽有的供应，在肉身方面有各样的菜蔬和果子（参创世记一29），在精神方面有配偶作伴和万物管理权。他们唯一不能吃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二17）但始祖经不起蛇的煽动和诱惑，偷吃了必死的禁果。于是，人有双重的死亡：灵性上与上帝隔绝，肉身上必经死亡。我们这些后代，也与上帝隔绝，也有了寿命的限制。最可怕的是，人不是一死百了；人死后，灵魂将坠入上帝为魔鬼所预备的地狱。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感谢上帝，仍看我们如珍如宝，不忍见我们永死。上帝为全人类预备了一个完整的救恩，让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临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宝血为我们赎罪。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认耶稣是我们的赎罪主，愿意跟从祂，就能与上帝和好，肉身死后，等主耶稣再来时又会复活，而且永远活在美好无比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