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在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时候，往往只偏重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技术文明，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基督教精神文明。其实就算是拥有宪法、共和国政体和良好的经济制度等，都不足以构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因为科学和理性不能保障一个民主的社会，甚至良好的制度也无法保障社会的公义。潜伏在人性中的罪性会使人的理性被扭曲、制度被破坏，只有配合宗教更新人类心灵的力量，才能维系一个健全的社会。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在这些社会制度及风气改善的过程中，基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提供了什么新的理念或动力？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英美奴隶制度的废除
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已久，古希腊哲学家甚至认为奴隶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律。然而在西元前一千四百年的旧约圣经中，曾记载了摩西颁布的以色列法律，其中明确规定本族人只能作雇工，不可作奴隶。外族人可买为奴仆，但很多时候这些奴仆甚至成为养子而继承家业。在新约圣经中，虽没有直接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但的确鼓励基督徒恢复奴隶自由的身份。因此，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徒常有释放奴隶的行动，以至于后来奴隶制度逐渐衰微。
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兴起，奴隶的捕捉、贩卖和虐待，实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良知的基督徒往往大声疾呼，主张废除蓄奴及贩卖奴隶的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是循理会的创始人大奋兴家约翰卫斯理，他一再呼吁，并撰文指责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他的呼吁引起了一位年轻的英淢国会议员威伯佛思（Wilberforce）的共鸣。威伯佛思本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循理会的会友。他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国会议员开始为禁止奴隶贩卖的法案而奋斗，时为1787年。
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扰，法案屡次失败。灰心之余，威伯佛思接到了卫斯理牧师临终前最后一封信，鼓励他继续努力。廿年之后，英国终于在1807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由于当时英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的海上运输，这法案对奴隶的贩卖构成致命的打击。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蓄奴制度连同买卖奴隶的活动才真正停止。
威伯佛思和其他基督徒政治家，不仅迫使贩卖奴隶的活动停止，而且还改革狱政、改善劳工工作环境、提供贫民救济。这些社会改革不仅防止社会腐化，也改善了社会环境，贡献卓著。
事实上，直到廿世纪以前，在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慈善性工作，都由教会承担，而非由政府负责。因此，孤儿院、贫民救济、痳疯病院几乎都是教会主办，大部份的医院、高等学校也是由教会支持。教会不仅经常扮演这种角色，也成为推动社会改革最主要的力量。
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人视之为一种文化侵略或帝国主义的工具，也有人视之为中国迈入现代化的主要媒介。坦白说，这两种南辕北辙的看法都有其事实根据，因此至少都表达部份的真相。但是由于这些个案常常牵涉到不同特定的人物或团体、特定的事件及特定的时代背景，要依此给予一个概括性的总评，当然是很困难，而且见仁见智、差异极大。
然而，若单单论基督教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善而言，则绝大多数的论者都有一致的共识。换句话说，基督教对晚清以来社会改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而且广受好评的。
在禁烟运动方面，除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之外，基督教传教士的呼吁、奔走也是功不可没。这些传教士如戴德生、杨格非（Griffith John）、马雅各（James L. Maxwell）等人，一方面在英国撰文抨击输出鸦片的政策不当，另一方面在中国广设戒烟机构。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英国政府终于迫于议会及舆论的压力，于1906年同意逐年减产鸦片，至1917年完全停止出口。戒烟运动则以山西秀才席子直与传教士合办之“天招局”成效最好，影响深远。
在引进现代化医药技术方面，基督教和天主教更是贡献极大。不仅第一所医学院由基督教传教士建立，而且在众多传教士中（在1925年曾高达8,158人），有相当高比例是医生及护士。他们为许多偏远的地区，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医疗服务，并改善卫生环境。
在教育方面，基督教的贡献更大。不仅在初级及中等教育方面，教会投入极多的人力、财力；在高等教育方面，影响尤其显著。据统计，在1923年全国大专学生中，有九分之一是就读于十三所基督教大学。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的中国代表团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虽然后来随着风气的开放及民国的建立，国人自办的教育日渐普及，基督教的学校比重也逐年降低。但是，不可否认地，在廿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藉着教育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也藉着文字和书籍开启了国人的眼界和心胸。这对中国现代化在关键性的阶段，扮演了不可忽视的媒介角色。
此外，在一些不良习俗的改善方面，基督教也提供极重要的助力。例如缠足、纳妾、蓄婢等习俗，藉着各种途径的努力，逐渐消除。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上，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带来丰满的果实。
当代基督民主运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兴起了一个新的“基督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政治运动。在西德、意大利、爱尔兰，基民党经常是执政党。在荷兰、比利时及其他国家，基民党也是极重要的政治势力。而基督教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和英国的保守党及美国的共和党非常类似。因此，这种基督教民主运动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是今天欧美各国的主流。
在经济政策上，基民党及类似政党的策略，与强调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或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别。基民党的经济政策是透过基督教对人性的体认，所发展的一种新策略。一位毕业于夏威夷大学的大陆学人，很精辟地分析这种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基民主义采用资本主义运用个人创造性的市场竞争机制，也采用社会主义适度的国家计划及指导，再结合基督教的社会关怀，发展出一种混合型经济政策。因此，基民主义兼顾经济发展和全民福利，也力求在个人人权及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点。
195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虽然政党此起彼落，但大致上是朝向这个方向进行的。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方面，都比实施社会主义的东欧各国领先许多。
个人主义固然利用个人创造性及谋求私利的心理，使经济活动充满活力，但因缺乏对人性中贪婪的心理有效的制衡，导致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集体主义固然也在达成国家整体目标上效率惊人，但却牺牲了个人的尊严及自由，降低生产力，导致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一些流弊。基督民主运动适时地提供了第三条道路以供选择，这是一条更合理、可行的途径。
从某个角度而言，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也是一种基督民主政治的雏型。孙中山先生结合他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及基督教信仰，提出一个较符合人性及国情的经济模式，将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参考。
结论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科技文明及健全合理的政治结构及制度，更重要的是国民要有敏锐的道德感及公德心，这是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基督教藉着它对人性的透视及对心灵的更新能力，不仅可提供一个更合乎人性的政治架构及制度，还可以透过对人心灵的更新和净化，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并激发个人的创造力，以建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现代化国家。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中国未来前途所系，也是迈向世界大同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