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台湾农村，家里拜佛。祖父是地主，父亲有四个兄弟，都是祖父的佃农。 1950年台湾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父亲从祖父那里分得“三分地”，后又中了五千元彩券。他就变卖一切，举家搬到城里谋生，那时我才出生50天。后来我们家辗转迁到台北市，父亲弃农从商，改做房地产生意。
家庭背景
台湾的民间祭日多而繁琐，庙宇香火鼎盛，可以说，早期由福建省移民台湾的人（闽南人），家家户户都设有佛堂。一般佛堂设在正厅，其上供奉观音、释迦牟尼、关公及祖先牌位等。平时小节日在家里祭拜，每逢大祭日，人们就到庙里祭拜。小时候陪着母亲去庙里抽签，心中曾有疑问：怎可能所有善男信女求问的答案，全包含在这些有限的签之内呢？有时去庙里，遇到我生病，母亲就请和尚作法，并且取一些坛上的香灰回家泡水给我喝。后来知道，这些迷信风习反而误事。
那时几乎所有闽南人都跟随民间的祭祀，父亲也不例外。每当祭日，他照着规矩，宰牲祭祀，将一支支香分别插在鸡、鸭、鱼肉上。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拜拜，母亲都用满锅滚烫的油炸鱼，油因鱼肚里的水而飞溅出来，很是危险。父亲为着追赶“时辰”，整个预备过程总催促着母亲，令她压力很大，十分忙乱。父母说“拜佛保平安”；但我屡次看到家里因为拜拜搞得鸡犬不宁而没有平安。到底平安何处寻？
反观我们住所的附近，有一间北门长老教会，当时同学们以及许多邻居都去那教会。住我们隔壁的是个和颜悦色的谢长老。每逢他们家举行家庭礼拜时，便传来优美的诗歌声。每个星期日，我们家孩子们总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夫妇手捧圣经，带着儿女们上教堂。这一幅甜蜜家庭的写照，至今仍铭刻我心。由于父母排斥基督教，强力阻止我们与教会接触，以致我对基督教的认识鲜如鳞爪。
长大后，偶尔在台北街头看到一群人，穿着白长衣游行。他们的衣衫前面写着：“我是罪人”后面写着：“信耶稣得永生”几个鲜红色的大字。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抗拒，心想：“你是罪人，我才不是！我没有犯法、没有杀人、放火，怎么有罪？”那时我不知道，圣经上所说的罪是包括说谎和潜藏在人心里的罪，譬如：恨人、贪心、骄傲、嫉妒、自私等。原来上帝对人的要求，不仅是外面要守法，且是人里面的心思、意念、动机、态度，都要达到祂的标准。“罪”的定义即射不中红心，达不到上帝标准的，就叫“罪”。
胸怀大志
后来我考进了国立台湾大学护理系，并于1973年毕业。 1975年结婚后，我与外子相继在1975及1976年来到美国芝加哥进修。五年后，外子拿到生化博士学位，在当地一间犹太人医院做研究工作。
我呢？当年是抱着为台湾储备护理人才，来美国进修精神科护理硕士的。记得刚到芝加哥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参加了由学校为外国学生举办的活动。当时有一个教会，远从爱荷华州（Iowa State）开着游览车来接我们，将我们分别安排在他们教友的家里。在那四天的假期中，我参加了教会的聚会、聚餐，气氛非常好；但我的心犹如铁石，对信耶稣毫无兴趣，纯粹是去玩。
来美国第一年，语言是我读书的一大障碍。记得每天上学，我身上总带着外子抄写的格言，我们以为倚靠自己的聪明，加上自我鞭策，必能成功。哪晓得隔年暑假，我母亲突然中风，脑部蜘蛛膜下腔出血，一天就过世了。噩耗传来，我因经不起打击而辍学。当时我所攻读的硕士学位，学科部分已经完成，只差论文。
巧遇张妈妈
深造的美梦破灭，我转而投考护士执照，取得护士资格（RN），并在伊利诺大学附设医院工作。 1982年外子转换工作，我们全家从寒冷的芝加哥搬到四季如春的加州圣荷西。改换加州护士执照后，我在当地一间公立医院上班。
1985年的夏天，医院外科病房住进好些中国人。他们个个愁眉苦脸，其中却有一个例外。我称呼她张妈妈，她不仅跛脚，也不识字。她因不明原因的腹痛要禁食观察，等候开刀；可她一点不焦躁，反而从她身上散发着喜乐。那时我36岁，在攀登专业的阶梯中遇见困难，在做学问以造福人群的道路上受到挫折，以致感到追求崇高的理想有如追逐风筝一样高不可攀。那一阵子，看见张妈妈脸上四射的光芒，深被吸引。我知道，这不是成就所能带来的；但张妈妈所说的耶稣，我听不懂，心里颇觉矛盾。另外我观察她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当时她住在三等病房，却成天乐意帮助同房的人端水、拉红灯唤护理人员。我曾不服气地问：“你干嘛整天那么高兴，好像是来渡假似的？”
几天后，医生找不出病因，让她出院。我虽然对张妈妈传的福音没什么兴趣，却很同情她的遭遇。不久，张妈妈又挂急诊住院，这一次因外科病房客满，她住进了内科。一天，我午休时间去看她。当我走出内科病房的电梯，从远远的长廊这端，就看见她房门口挤满了人。这些人穿着整齐，且有秩序地进去看她。听见他们彼此称呼“弟兄姊妹”，从他们的关系中流露出一种人间鲜有的和谐，很令人羡慕。我禁不住自问：一个从各方面看来很不起眼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访客？她怎么会有那么不相称的待遇呢？到底是谁这样对待她的？
另一天，我去看她，见她的主治医师正在床旁为她做大肠镜的检查。这种检查一般是在肠胃科，并且需要经过预约后才能做的。我工作的公立医院不是贵族医院，工作经常超量负荷。她的主治医生与她非亲非故，为什么会特别照应她？对我而言，那简直是奇迹。
平时，张妈妈被分配到一个史丹福大学的医学生照顾。那位学生也非常亲切且温文有礼。每次我去看张妈妈，都请那位学生给我她的医疗简报。记得复活节前，我将一个病人送我的复活节礼物顺手转送他；他却婉拒说，他所做的是他分内应做的。诸如此类，凡发生在张妈妈身上的每一件医疗事件，在我眼中都看为稀奇。我完全不懂是张妈妈所信的这位上帝在看顾她。
张妈妈出院时，有一个大学生墨非亚来接她回家。记得张妈妈轻松地对我说：“黄小姐，我不会开车，好不好以后请这位姊妹和你联络？你们年轻人比较谈得来。”起初，我对墨姊妹的来访很不友善，尤其每次她提到基督教，我就和她抬杠。很奇怪，墨姊妹也不烦躁。有一次，她听我讲要去接孩子，竟然问我：“我可以跟着你去接小孩吗？”墨姊妹的耐性让我无可奈何。
后来张妈妈邀请我参加小组聚会，我在那里听到耶稣爱我，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认真寻求真理。每周聚会总把握机会发问，而且好像有问不完的问题。小组的弟兄姊妹很有耐心，他们有如农夫辛劳耕耘。几个月后，我信了耶稣。
上帝是真实的
经过是这样的，在我持续聚会的几个月后，有一天，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一个预定由我照顾的病人，在清晨交接班时病情突然转坏。那时，日、夜班的医护人员都被召来，为她做抢救。我原来并没有受过急救训练，那时在她房门口还有一辆急救药车。我心想：“天啊！单单把这个病人给我，就足以搞得我焦头烂额了，何况我另有七、八个病人要照顾！”
过去我很骄傲、自负，依靠自己的学历，非常高估自己，更高抬自己的理想。就是在母亲过世，我人生曾到尽头时，我的心仍很刚硬，压根儿没考虑过信仰。多年来，我还是狂妄自大，我行我素，以为可以倚靠自己。就在那一刻，我感到力不能胜，想起张妈妈的话：“黄小姐，你若有什么需要，可以向主耶稣祷告。”于是我拉起两病床间相隔的布帘，合掌恳切的向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啊！我今天熬不过去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接手护理这个病人。”
就这样，我做了平生第一次祷告。祷告时，听到一句话：“这病人的病情在清晨转坏，有人通知家属吗？”于是，我问同在工作的老护士：“有人通知家属吗？”很快的，我们通知了家属。医生也当机立断，将病人转到内科加护病房。主耶稣领我走过了这一关！
另一次，主耶稣赐我智慧，在清晨交接班时，将一个前一夜经由急诊处住院，在昏迷中的病人转到外科加护病房。我深知，这种超乎我原有的智慧、果断、勇敢，甚至护理专业的训练，都是上帝所赐。上帝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参诗篇四十六1）。这两次经历让我看见，我的骄傲和自负不仅拦阻了我听信福音，还拦阻了我在工作上蒙恩。骄傲本身就是罪，我终于看见自己极需要主耶稣基督。于是我悔改认罪，求祂拯救我脱离骄傲自大的本性。1986年2月我受浸归入主名。那天是中国新年，我受洗后，从水里上来，整个人充满了喜乐。我一生从没有那么喜乐过，这是从天上而来的喜乐，难以用笔墨形容。从此，我毫不畏惧，逢人便传讲耶稣，要把这喜乐传出去。2006年，我从海外神学院毕业，感谢上帝，为我开路，借文字宣扬祂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