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4.20-1915.9.16），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滇东北老苗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社会改良实践者。柏格理出生于英国康沃尔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早年的志向是当公务员，但他在1885年参加的一次教会会议改变了他的理想，从此投身于传教事业。1887年，他抵达中国云南，1892年，他在昭通负责当地的传教事宜。1905年，他应苗族一个分支大花苗的邀请，前往石门坎传教。
石门坎，这个贵州西北角的乡镇在地图上几乎难以找到，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却可以这样写：“中国石门坎”。在数十年间，这片荒凉贫瘠得只有十余户人家的苗族村寨一度被建设成为“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这里陆续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和织布厂。在西式学校里面，苗族人不仅学习苗文、汉文和英语，还学习自然地理、数学、音乐和卫生知识，及篮球、足球和游泳的技能。笃信教义的苗民们被要求戒酒，并被指导着修建房屋，凿通公路，栽种洋芋、蔬菜和树木。
如果从石门坎小学建成开班算起，时间距离现在刚好是100年。但更早的时间要从1904年算起。那年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4个“大花苗”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Samuel Pollard）。
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他向彝族土目讨要到了一块地方。早先的教会并未资助柏格理在苗民中的传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学校的100万个铜板都是苗民们每人100个铜板捐助出来的。1906年，学校开班授课。20多个学员全部是成年的教徒。32岁的杨雅各在里面还不是年龄最大的。他是当年最早从安顺带回来“耶稣的信息”的4个猎人中的一个。因为既能说流利的苗话，又会一些简单的汉话和彝（yi）话，杨雅各一边念书，一边教柏格理苗语。
柏格理的语言天赋还表现在苗文的创立上。苗族原本是没有文字的，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来口口相传。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为区别于1949年后的苗文，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牧师们很快翻译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出版苗文报。
“所有教材里面，英语课本的纸张最好，就像现在的杂志纸一样硬朗挺括。”石门坎乡政府56岁的老秘书张国辉是石门坎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生，他曾翻阅过他父亲的课本。他的父亲张文明是1909年入读的第三批学生。《苗族原始读本》上面除了基督教的一些常识，大部分都是苗族古史传说、科普知识和一些生活常识。
“都是一问一答，问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圆的。地球上有几大洲？有七大洲。”“还有历史知识。说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还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简陋的教室很快就满足不了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教徒。云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的苗族学生都赶来就读。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疗伤时募集到2000英镑，回到石门坎后，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在获得了循道公会的津贴以后，石门坎小学相继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
与此同时，“平民教育”也在开展。教会创建“节制会”，不准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创建“改良会”，约束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为了约束“耍花山”、“宿寨房”等民俗，教会还从1910年开始将五月端午对面山坡上对歌纵情的花山节改为“同乐会”，运动会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比赛的项目有篮球、足球、长短跑、跳高、跳远、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欢的赛马。这个运动会开到后来就成了附近所有教会学校和教区的运动会了。1932年的第21届运动会，就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
1934年第23届运动会，更是一场盛会。就在这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来参加比赛。因球场宽度不够，球很容易滚下山，所以球员们不得不练就高超的控球本领。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的杨森，走的时候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1950年代，石门坎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的时候，“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张国辉看到过他父亲在那年运动会上的奖状，游泳第一名。老人直到50多岁的时候还喜欢游泳。学校的游泳池是1913年修的，因为池子比较小，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只得逐个下水，比的是在10分钟内能游多少圈。这个男女隔开的游泳池在张国辉他们读书的时候都还有，1968年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到石门坎以后，就把墙扒开，里面的水也被全部放掉了。
教会究竟建成了多少学校？这个数据一直比较模糊。关于石门坎教区的数字据说是50多所，而滇黔川毗邻几十个县的数据统计下来有100多所。最精确的数字是1950年威宁县的一次调查，有28所教会学校。柏格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苗族布道者中流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实际上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学校都是同一幢建筑，房顶上插着涂了红色颜料的木头十字架，平时做教室，礼拜天变成礼拜堂。
这里面最鼎盛的是石门坎中学。1943年，华西大学教育系学成归来的朱焕章说服了彝族和苗族知名人士出资，创办了“西南边疆石门坎初级中学”。他是一个无比坚毅忍耐的人，还在大学的时候他就用课余时间编写了《滇黔苗民夜读课本》。董事会没有经费支持的时候，他这个校长将教会提供的经费和学生交来的包谷，按教职工家庭人口平均分配，以保证人人都能勉强维生。遇到断粮，他和大家一样挖野菜充饥。就这样，从开办那天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办，石门坎中学一共招收10个班400多学生，其中考入大专毕业的有23人。
通过学校教育，原来极其封闭压抑的苗族社会获得了来自外界的信息。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石门坎小学旋即决定更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意即“光复中华”。学校旗杆上的民国国旗有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为此，柏格理还专门发电报给外交部长伍廷芳，建议：“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
这年，柏格理的苗语老师杨雅各给自己改了一个新名字：杨雅国。1915年12月云南蔡锷起义的时候，石门坎教区月薪不足5元的教会职工们竟然发动募集了1000多元汇至云南军政府，这个消息在当时轰动一时。但这个时候，“苗族的救星”柏格理已经病逝几个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