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山人海的北京，早班时分在地铁站里，或是夜色降临在街市旁边，看到那么多的人，我就不禁想他们有多少是得救的呢？有多少是听过福音的呢？伴随着深深的亏欠，我只有默默向神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身边最近有两个山西农村教会的主要同工，他们在农村事奉二十年，常常带上乐队大张旗鼓地传福音，但是到了城市，他们感到很"窝囊"，福音工作非常难以开展，同时城市里教会很保守，彼此很少联络。所以一个姐妹说，她巴不得到街上去吼几声，也盼望有一天能把她的乐队带到北京来传福音。
当我们在一起交通时，我们这些在城里呆久了、习惯城市保守的工作方法的弟兄姐妹们被他们"为道迫切"的心所感染，都很惭愧。
在与这两个前辈交通时，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就是：第一、中国教会目前受到的限制对于教会的洁净和弟兄姐妹们进深追求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环境的压力而不去传福音，我们不能因为惧怕而放松我们的福音工作。第二、我们要为不久的将来福音的开放做预备，一方面是教会的管理要走上正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得着一批真正委身的人。这样的一批工人，要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进深的预备，在信仰上有根有基地建立。目前在真理的造就上怎么做，大家较少思想。我们最近有共同的感动，尝试用归正神学中的救赎论和基督论在真理上培训工人。
目前中国教会中有很多人都在盼望有朝一日福音开放，一方面他们把希望寄在政府的"开恩"，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期盼而放弃了眼前的工作。我们对于中国的福音开放不要盲目乐观。山西老弟兄说，法国新教被逼迫的时代是一百年，而且是比我们大得多的逼迫。但是他们传福音的热情远胜过我们。所以我们关键的是要抓紧今天，抓紧手头的工作，而不是等待"开放"。
我们是处在"受限制"的环境中，但是最可怕的还不是外面的限制，而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畏惧。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今天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最可悲的是：我们在一个受限制的环境中信仰，而环境所加在我们身上的恐惧使我们自己心中被恐惧所包围。其实这不仅教会中有这个问题，北大名教授钱理群先生说，作为一个当代自由言说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是让环境加在我们身上的恐惧深入了我们的心里。是我们自己先给自己加了一层枷锁。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1:7） 因为"爱里没有惧怕"，但是我们今天往往是因爱自己而惧怕，而没有因为爱失丧的灵魂而无所惧怕，没有"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1:20）。
由于我们是在一个有限制的环境中，今天很多的教会更注重的是安全，变得过于保守而"不冷也不热"，而我们还以为这是"谨慎"，还以自己在一个有逼迫的环境中持久守信仰而自得。有谁真正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有多少人真正遵守主的呼召："我在屋里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房顶上宣讲出来"呢？我们是否太惧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呢？而保罗却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徒20:23-24）。在当代中国福音事工的开展中，最大的拦阻可能不是来自环境，而是来自我们内心的惧怕。
现在在大陆，要走全然委身奉献的路，几乎没有人能帮助你，也没有任何利益和名声可图，你只有仰望神，只能有一颗单纯为主而活的心。有多少年轻的朋友们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盼望主兴起更多信仰坚定，知识全备，坚定不移的提摩太式的人，可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提前6:12），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后2:1-3）今天勇于回应圣经对我们挑战的年轻一代弟兄姐妹们在哪里呢？
对于您所提到的："我们该如何将光显在人前"，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一个传福音彰显神的荣耀的心志，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来做。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由于不能开展公开布道的事工，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与不信主的人建立私人关系，然后把信仰传给他们。
现在大陆有很多人都在街头散发广告单张，我们能不能也往那些停在路边的自行车里投放福音单张，往那些小区居民楼的邮箱里投放福音单张呢？这方面工作我们正在筹备，而且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我们准备主要以讲孙中山、张学良等伟人的信仰故事为主。
我个人比较注重在文学与文化界里面通过写作来见证神。目前大陆是一个价值崩溃的社会，我们基督徒应当去了解整个思想文化的动态，然后用圣经的观点与人们对话，使人看到真光。同时，在人们几乎没有"远象"的时代里，盼望基督教信仰在与中国当代文化对话的过程中，能产生一种新的生活理想，提示一种崭新的可能，这对于得着年轻一代有追求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正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不像我们这些受过左倾文化影响的人，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样的形态，如何对他们传福音，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过去我听一些教导，认为理性是低层次的，要属灵；后来接触了归正神学以后，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才注意文化使命，注重了解文化界的动态，与文化界有更多对话。北京的一些文化人的沙龙我也注意去参加，找机会传福音。另外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常用请人吃饭等方式来做知识分子的福音事工。对于北京这个文化中心，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要是能得着一批真正委身于神的人该多好啊。
在文化使命方面，未得之地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写了文章以后，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投到那些非基督徒的网站去。
中国目前是一个伦理崩溃的时代，人们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夫妻关系和对子女的教育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家庭生活上要有好的见证，也需要有人来研究夫妻关系和下一代的教育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祷告，求神让福音的传播能带来中国道德的重建、家庭伦理的重建和对下一代的教育。这是将来城市福音工作一个很重的使命。
中国由于对基督教特别警惕，所以基督教文化类的书目前出的很少，书店里宗教类书柜里摆的多是佛教道教类的书。其实根据中国国内的情况，运作得好，一些带有福音性的书是有可能出版的，这方面需要海外的支持，尤其是版权方面。在资金方面，如果能有少数起步的资金，运作一定阶段后，就有可能实现良性循环。
中国由于历史上王朝多亡于民间帮会组织，当前政府对于民间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十分敏感。而对基督教更有很深的误解，认为它容易为境外势力所利用。此外，家庭教会内部也可能存在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在拉山头和势力。这也给当前政府增加了担心。
因此中国家庭教会如何与政府沟通，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是一个大问题。梁启超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一只鸡刚刚被绑住时，看到有人接近它，就会跳起来，人也吓得后退，再接近，鸡再跳起来，如此反覆，直到双方达到一种默契。当代中国家庭教会与政府也很需要消除双方的误会。一方面，我们坚持信仰自由，不希望自由的信仰受到权力的干涉。另一方面，基督徒也要声明，我们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不会以教会的形式参与政治，更没有结成势力对抗政府的打算。我个人很赞同袁相忱弟兄"本地教会"的看法，就是教会没有必要形成大范围的组织，每个教会应是相对独立的，只是像葡萄枝一样连于基督。目前在一些农村，教会与政府的沟通已有良性发展的势头，盼望有人出来研究这个课题。
我个人过去是一个比较激烈反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基督徒后，反则更注重人的心灵问题。也肯承认政府的合理权威。这是圣经教导的。在信仰自由上我们不需要政府的恩赐，我们应在心灵与信仰领域里坚持自由。而对政府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合理权威，照《圣经》教导，我们应采取尊重与合作态度。
目前有些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号称是"基督教活动家"，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打基督教的旗号有没有信仰之外的目的，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基督徒，这些都是问题。我们要慎思明辨，要警惕有人利用信仰做信仰之外的事情。
几个月前向袁相忱弟兄请教，他强调在教会里要人人起来事奉。二十多天前，再次拜访他，他提出"回到《使徒行传》去，跟随使徒的脚踪行"。后来开始查《使徒行传》，参加祷告的人，人人都分享自己的看法，我们看见神的手做奇妙的工作。《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使徒们处处高举十字架，传福音满有十字架的能力。而且他们是在比我们大得多的逼迫中不要命地工作的，为此我们为了我们的小信，为了我们的不冷不热在主面前悔改。这样的查经祷告的方式对于工人的建造有很大的意义，请你为我们祷告，也盼望神能兴起更多这样的查经祷告会，有更多这样的马可楼被建立起来，在北京，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