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魔鬼是个忧愁的灵，他也叫人忧愁，因此，他看人喜乐就受不了；这就是他在音乐声中远远逃避的原因。”
古往今来，魔鬼的邪灵似乎特别注意纠缠中国的知识分子；重重迭迭，大大小小的忧虑压在他们心头；而忧虑和愁绪往往被看作是高贵的气质。中国文人学士的忧虑，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倒是留下许多反映心灵忧虑无法排遣的千古名句。
战国大诗人屈原“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他是一位清醒的忧虑者，面对奸臣当道，庸君误国，他无能为力，忧虑到了极点就自沉汨罗江，而结束了他的生命和忧虑。
东晋的殷浩，因为被摘乌纱帽，免官还乡，他异常詑异和忧愁，没有什么精神寄托，穷极无聊，终日反覆书写“咄咄怪事”四个字，以打发时日。
唐朝诗仙李白也常常忧虑，他不少的著名诗句都有所显露：“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在当时壮志未酬，仕途坎坷，遭人陷害，心头时时弥漫愁雾，化解不开。与他同时期的杜甫是忧国忧民的诗人，为忧唐王朝的衰落，为自己不受重用而忧愁不已，他发出“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的悲吟。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常常伴随忧虑。诗人杜牧一生大多在感伤和愁苦的心绪中生活，“假如三万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就是他心灵的写照。
唐代文豪柳宗元被贬柳州，也是满腹忧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仿佛看到的一切都笼罩在忧虑的阴影里。
南唐皇帝李煜经常沉迷于宴乐之中，与美女歌伎厮混，也填补不了心灵的空虚和愁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忧虑好似满江的春水，简直要溢出心怀。
宋朝女诗人李清照，忧虑的情绪常倾泄于词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为亡国之恨，丧夫之痛而无尽的忧虑，她抑郁终日，无法排遣。
中国古人不知道忧虑的根源来自哪里，苏东坡把知识作为忧虑的原因。他在诗中写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苏东坡以为，只要不识字，糊里糊涂过日子，就没有忧虑了。清代的杨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发挥了这种思想，大书六分半体的“难得糊涂”，聊发牢骚，排遣忧虑。
然而，中国的士林大多用饮酒驱赶忧虑，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苏轼的“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黄庭坚的“我只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这些诗句虽为中国的酒文化凭添了韵致，但不能真正解除忧闷，反而增长了愁绪。由此看来，饮酒作乐，只能麻醉一时。由于赏花、饮酒无济于事，于是，大词人辛弃疾想出新招，他想登楼望远而消愁解闷，然而却是“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忧虑随他登高而上升。
古人饮酒、赏花、登楼，借以排遣忧虑却不得法，仕途失意和登基皇位都有同样多的愁烦，“古人愁不尽，留与后人愁。”中华几千年的沧桑苦难，源源忧患，伴随着士人代代相传，忧虑扼杀了多少人蓬勃的心性和创造的活力。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依然在沉积着厚厚淤泥的河道里缓缓航行。到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太多的忧虑：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忧虑，为个人事业前途无着忧虑，为子女升学就业忧虑，为住房条件恶劣忧虑，为终天劳碌、身体日衰忧虑，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忧虑……这些忧虑的枷锁，精神的包袱，使人不胜重负。
圣经为我们指明驱散忧虑的良方。“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祂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7）十字架环抱人间的苦难，仁慈的上帝应许担当我们的忧虑；我们只有到祂施恩的宝座前，藉着属灵的呼吸，诚实的祷告，在忏悔中净化自己，驱散忧虑的乌云，使我们的心灵呈现蔚蔚蓝天。
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决不是麻木和虚幻，更不是阿Ｑ精神，而是灵魂的更新，精神的飞跃。上帝可使我们的心灵丢开尘世的喧嚣和烦恼，歇息在平安喜乐的青草地上。当我们歌唱赞美至善的救主时，忧虑的邪灵会畏惧圣歌而逃遁。
上帝正在召唤我们，中国人卸掉忧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