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正典未成形前，早期基督教信仰群体中所传诵的，是基督生平故事，并他们一直以来从犹太信仰中承接过来的“旧约”（耶稣，保罗，彼得，约翰，马太及他们的早期信仰群体都是犹太人）。
“旧约”岂旧？
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三：16）
他们这“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耶稣作为敬虔的犹太人，祂在会堂念诵的，也是旧约中的以赛亚书（路四：16-21，参赛六一：1-2）。在劝说哥林多教会时，保罗也引用民数记中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故事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一一：1-11）我们可以说，早期教会的主流态度，都视旧约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为历久常新的“话”（路二四： 44）。这些圣典，并没有被渐趋形成的“新约”正典所取代。若要向新一代的信徒传讲旧约，我们一定要清楚持定这“旧约不旧”的信念。
两种极端的释经态度
但这信念在历代教会中受到两种极端释经态度所冲击。一是看“旧”约为没有本身实质意义的，一切都是“新”的影儿，不过是指向基督。这种全面基督化的理解，把旧约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意义置诸不理，甚至把不能基督化的经文视为过时，或与新约对立化。理念上虽然有这种偏差，但亚伯拉罕的信心故事，约拿书的讽刺文学，诗篇的祷告与赞美，仍有活力地突破这些封闭的框架，向敬虔阅读的人说话。
另一种极端态度较为复杂，是启蒙时代后批判性的历史研究所产生的后果。学者为了把圣经从教义的前设中释放出来，订下了科学化并有方法论的研究法来理解旧约，使到旧约的诠释纯粹为一种客观描述性的学问。因此旧约只看为以色列宗教历史的文学结晶，不容存有对基督徒宣讲信仰的意义。在此观念的禁制下，旧约从教会信仰生活中被夺去，只交在有识之士的手上做学问的研究。可幸旧约本身亦活泼地突破这些纯客观的学术框架，并有力地显出其宣告性的信仰：“神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且对读者要求忠诚的回应。摩西五经这些古旧的文献，也不是过时的信仰典籍。作为律法书总结篇的申命记，就以摩西苦口婆心的传道者角色劝说新一代。显出这信仰不是陈旧的，乃是代代皆要宣述，并要从新认信的。摩西以第一身的传道者谆谆善诱，指出这生死祸福之道，乃是离人心不远，叫人得赖以存活（申三○章）。看似沉闷过时的利未记，在申述献祭，圣洁等条例后，亦以祸福选择陈明利害（利二六章），叫人不可一笑置之。条例可会过时，条例背后以色列圣者的神圣与庄严却不会过时。这种陈明祸福，听之慎之的态度，亦见于先知何西阿的结束部分（何一四：9）和耶稣登山宝训的总结时的四个挑战性的选择（太七：13-14；15-20；21-23；24-27）。
活泼庄严的文献
简单来说，旧约本身乃是活泼的文献，不限于学者设定的客观研究框架，而夸越时空，却又带着本身的历史，文化，宗教色彩，就以色列圣者晓谕的姿态，大胆庄严地向历代的读者宣讲历久常新之道。
持定了这样的一个“旧约不旧”的信念后，往下来便要处理承载这不旧真理背后的文化和历史问题。这些本身饶有趣味的课题，在主日讲道三十分钟的时框里难以细致交待的，而需辅以主日学或专题课程作详细讲解。从过往传讲的经验所得，愈有背景认识的信徒，对旧约的信息愈是听得津津乐道。话说回来，新约圣经与我们也有二千年历史的差距和犹太，希罗文化的差异，有系统的教导是必要的。
至于内容方面，旧约因其强烈“现世性”的向度，把信仰与文化，政治，社会，经济，伦理，历史，环境等范畴都紧密地串连起来。内中有充满人性的故事（如雅各，约瑟，大卫故事，路得记，以斯帖记），历史性的叙述（如列王纪，历代志），哲理性的思辩（如传道书，约伯记），律例性的原则（如利未记，申命记），前瞻性的盼望（如先知救恩的应许），末世性的超越（如但以理书）；也有情意盎然的雅歌，发人心省的先知斥责，心灵深处的祷告与歌颂（诗篇），难以一一道尽。但他们都能触摸心灵，修正脚步，锻练思考，引发神人互动。无可置疑地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